再谈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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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今天是五四，我从未对这个日期抱有像今天这样强烈的紧迫感，泰半因为虽说是刚刚入夏，却感觉空气愈发地稀薄。

在如今，“青年”一词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拜这个时代给予汉字的强大创造力所赐，十几岁二十多岁的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来描述自己。“青年”一词似乎只是官方的宏大叙事中依照年龄划分的一个特征鲜明而面目模糊的群体，还常常与一腔莽撞的热血联系：所有人都告诉我们，你还年轻，等你成熟了就不会这么幼稚了。这让我想起《钢铁》中，分离若干年后，保尔柯察金在车站对冬尼亚说：“我没想到你变得……那么酸臭。”不必去争论“酸臭”与“成熟”的定义，稀薄的空气与不宜讨论的内容毁灭的终将是每一个你我，屠刀落下的时候哪管你究竟是青年与否？

中产和小布尔乔亚以为凭借自身的知识和教育可以摆脱这个漩涡，也有更为优秀的精英早早拿到了H1B，还在等I-485就转过头来一口一句“你国”，似乎这片土地竟自此无论是不毛之地还是高楼林立也与他毫无干系。我不由得想到，90年前，阿丽萨离开洋溢着布尔什维克之歌的彼得格勒并改名为安兰德的时候，她会庆幸自己终于摆脱那个让她窒息的家国吗？她的孤芳自赏和对个人精神的狂热，真的没有那个19世纪末的白银时代的一丝烙印吗？一个十二月党人的精神遗腹子，在曼哈顿的街区流浪，在星条旗下宣誓，在西点军校向毕业生们演讲的时候，她真的觉得自己同这个她认为“在最初的建国原则上唯一道德的国家”契合吗？也许，她的家园从来不在她生活的地方。

逃跑主义不应是青年人的态度。同沙皇俄国的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天然疏离感不同，五四运动以德赛为名，看似与传统文化划清界线，但是其“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诉求与儒家“修齐治平”的出世理念却殊途同归。近百年前的这群青年一开始就把政治诉求鲜明地写在了旗帜上，尽管全盘西化的一元论倾向至今备受争议。这是一场特殊的运动，区别于伯克所说法国人浪漫而缥缈的全世界人的抽象权利和央格鲁撒克逊人实用主义指导下的代议民主，这群青年面对的是一片荒瘠的土地和苦难而愚昧的人民，“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喻之以德赛如同语冰于夏虫，难道说我们必须寄希望于一个全能的超人来完成启蒙的重任，亦或将就以“没有姚小明也会有郭小明黄小明出现”的鸵鸟唯物史观解释发生的一切？

有意思的是，几乎处在同一个年代的鲁迅和兰德同时都表现出对尼采式的超人的向往：“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

矛盾在于，一方面大部分人同我一样无比钦羡兰德笔下（毋宁说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精神和体格上趋于完美的人，愿意相信存在一个全能的人，如同“炬火或是太阳照亮人类，连我都在内”，另一方面，在纽约的高楼大厦之中栖身的兰德摆脱了自身的苦难，因而鼓吹一个人追求自身幸福的任何的合法行为都值得被鼓励：她不曾考虑过这个世界上占多数的不那么完美的人是无法仅靠自身得到拯救的。倘若没有人振臂一呼，他们很是愿意继续把头埋在沙子里，甚至是如同巴约尔在《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中描述的：“民众早已被纳粹的强盗心态感染了，即使是普通百姓们的抱怨，抱怨的心理实际是他们没有得到同等机会共同参与分赃”。就这片土地百年来的历史可以见证，暴民与群氓所造成的危害要远远大于少数腐化的精英。然而只要有人站出来，如同97年前的他们舶来德先生与赛先生那样，只要一点星火种下，谁知道它不会以燎原之势汇聚成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钢铁洪流？

当今青年之式微，归根到底与白猫黑猫的实用主义理论及其所带来的几十年繁荣相关。倒不是要把邓公批判一番，只是风云激荡的历史背景不复存在，蜜罐里长大的一代颇让人产生将欲“垮掉”的担忧。娱乐时代的青年对思潮已经日益迟钝，等到倾向露出端倪往往已经颇为极端：是时候“多谈些主义”了。这篇文章无意为某种特定的理念站台，也不试图对读者选择马列邓毛还是亚当斯密轻易臧否。但是至少青年人当有独立与自决的能力，信仰者要找到信仰的真神，而不是对披着画皮的鬼魅顶礼膜拜；而批判者亦当找对靶子，而不是对着稻草人舞刀弄枪 。

自四年前的高考之后再没有一下子写这么多字，竟一时忘言。值此五四，谨以此文奠告江绪林先生。最后再次将鲁迅的《热风》拎出来与大家分享：“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与天下青年共勉。